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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深入落实、推进中央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部署

  “洋务运动、北洋新政,天津都是试验场,在天津办,实际上是给中央政府看的。”

  地处海河“九河下梢”的天津,上可通过海河支流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上溯华北各地,下可沿海河干流直达渤海湾,使其在汉唐时代就曾成为军粮转运码头。元代以后,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汇聚于此,更使其坐拥“河海通津”之便,并且是大运河北段唯一一个依河傍海的城市。

  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在天津的中国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93.3%。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从而共同构筑起天津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格局。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高丽,无论是大力推进困扰滨海新区发展多年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还是深入落实、推进中央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部署,无不涉及中国新时期发展改革之敏感领域。并且,张高丽和黄兴国这两个被外界评价为更具开放意识的官员,带领天津通过一系列“走出去、引进来”的合作交流,向外界展示了一个更具开放意识的天津,以及更具开发意识的滨海新区。(详见本报2011年3月4日报道《更具开放意识的天津,更具开放意识的滨海新区》)

  根据本报的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3月25日到2011年2月28日期间,张高丽在天津会见外地来访地方政府(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代表团以及自己率天津考察团去其它省市考察的次数,总共达到了56次。此外,在2007年3月25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张高丽会见的外国政府或民间代表团(包括其率团出访期间会见的)次数达到32次,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或地区,像日本、韩国等,也包括一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

  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天津后的25年间,李鸿章办工厂、兴学堂、建水师,将“洋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其支持下,中国最早的电报电话,最早的邮政邮票,最早运营的铁路,最早的现代高等学堂,相继在天津诞生,使天津成为“引风气之先”的洋务重镇。

  与天津相比,北京解放前较有名的近代企业仅为石景山铁厂和清河制呢厂,其他工业主要是传统的手工艺品制

  而体现天津经济发展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独特地位的另一个表现是,根据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教授的观察,支撑天津近几年高速发展的,仍然主要是“国军”,特别是“中央军”央企。

  2007年3月25日,也就是在国家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到一年的时候,张高丽从山东省省委书记的任上调任天津市委书记。此前,张高丽曾担任山东省省长、广东省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等。而且,此后的2008年1月,曾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在戴相龙卸任天津市市长之后,正式出任天津市市长。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做出了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2006年6月,国务院全文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在金融、土地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

  尽管长期从事华北商品经济发展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许檀断定,“到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了。”但其时,无论是城市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影响力,天津都难以望京师之项背。

  嗣后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亦悉心经营天津,不仅在天津率先建立了中国现代的警察制度、检察厅、审判厅,更大兴“北洋实业”,建立了铁厂、北洋造币厂、陈列所等一批近代工商业和职业学堂,将直隶打造成了清末“新政”的“模范省”。

  被抹去了独立精神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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